- 人、家庭、社会是无法分割的一个整体。不过，家庭和社会可以制约人，人却没有选择父母、家庭、社会或时代的自由。
然而，话又说回来，人是活的，有巨大的创造力，可以能动地、有限度地改变家庭乃至社会。
本书在阐述梁启超家族浮沉的过程中特别注重了两点：一是将梁氏家族在近百年的起伏与特殊的时代和社会变动有机结合起来，以大社会为背景来考察小家庭，以小家庭为窗口来理解大社会，妥善处理全貌和一点的关系；二是着力研究梁启超家族独有的特色和长期积淀的文化内涵，写出知识分子家庭的文化底蕴、文化氛围、文化品位和文化走向，也就是注重了梁氏家族文化个性的表述。
百年一梦-解读梁家
从梁启超的家庭文化中，可以切实感受到西方文化的潜移默化，更能够追寻到颇为深厚的中国文化底蕴，还会提炼出一种古今中西文化相融合后再合理升华的新的文化因子，感悟出近代中国新文化的一些新特点。
梁启超因病住进了当时中国最好的协和医院之后，该院院长亲自主刀为其手术，但由于将X光片看错了，他有病的肾没有被割掉，反而把好肾给割掉了，造成手术失误，让梁过早地离开了人世。
1925年7月10日，梁在给远在海外的孩子们的信中讲到对人生的体验时称：“其实我们刻刻在轮回中，一生不知经过多少天堂地狱。”[
探源——南国飞出个金凤凰
耆老会设有自己的地方武装——乡团，由敢于争斗的青年自愿报名，耆老会批准。团民备受优待，分东西时可以领双份。每人或数人发一支枪，弹药则由值理统一保管。有盗卖枪支弹药者，必从重处罚。乡团定时操练，学一些武术和作战技能，有一定的战斗力。在维护茶坑村社会秩序方面，乡团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当遇到外来侵略，又可发挥组织民众，保卫家乡的积极作用。应该说，清末的乡团是较复杂而作用多变的乡村武装集团。
犯有奸淫罪者，村民最恨，要将全村的猪杀光，平分给每户，钱则由犯罪者偿付，美其名曰“倒猪”。
村里的娱乐活动，以正月十五的灯节和七月的祭神最为热闹。梁启超小时候，最喜欢这两个节日，往往不知疲倦地尽情玩耍。 1873年2月13日，当梁启超发出第一声啼哭时，给他提供的就是这样一个古朴、有序、守成、封闭而又缺少生机的小乡村的生活环境。
成也，政治；败也，政治
因为在梁启超看来，中国国民素质太低，如果一下子推行民主共和，不仅行不通，而且会天下大乱，唯一可行的方法是选择一位开明的专制“伟人”，既有集权的本领，又愿意一步一步向民主过渡。如此，社会不会大乱，民主政治也会逐步实现。在他的心目中，袁世凯就是这样的合适人选。
他满怀信心地扬言，如果这个内阁干不出一点名堂，或者在方针政策上出现什么失误，他“即行辞职”。梁启超亲自草拟了《政府大政方针宣言书》，洋洋万言，俨然要依法治国，全面推行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具体方案是：第一，实行完全责任内阁制，划清总统府与国务院之权限；第二，司法独立，制订切合实际的法律；第三，重视教育；第四，军民分治，废省改道，整顿吏治，严定考试之制；第五，实施县和城镇或乡两级地方自治。
永垂不朽是文章
什么是历史的目的？简单一句话，历史的目的在将过去的真事实予以新意义或新价值，以供现代人活动之资鉴。”[6]
晚年，随着政治上的失意，精神上的匮乏，梁启超对佛学简直到了如痴如狂的地步。1922年在南京讲学期间，梁定期到支那内学院听欧阳竟无讲佛。他在致儿女的书信中，不仅把佛学誉为“宇宙间唯一真理”，而且要他们也经常念佛。如有闲空，梁还和夫人一起念经求佛，以解脱心中苦闷，寄托无限情思。
关于佛学理论的研究，梁启超用力最深。梁的信佛和一般平民百姓的拜佛不同，他不是用迷信来解脱自己，而是用新的理念来重新塑造自己的人生观，解决心灵深处的疾苦，构筑新的思想理论体系。
。在梁看来，佛教本身就是一种心理修养，它是通过各种人生的哲理并杂以不少玄学，再结合现实生活来规劝世人如何做人，如何解除烦恼，从而达到一种“无我”的生活境界。
妻爱无限 儿女情长
然而，光绪十五年（1889年）的一次举人考试，不仅改变了她的命运，也再次演绎了一场传统士人梦寐以求的传奇式婚姻，今天我们可以称之灰姑娘式的爱情故事，只不过这位“灰姑娘”是才华横溢的青年梁启超。
养猫是李蕙仙的一大爱好，尤其是从日本归国后，梁家生活日趋稳定，在她的带动下，养猫成了梁家老老少少的一大兴趣。这一嗜好从她身上传给了几乎所有的儿女，又传给了第三代，以至于梁家被誉为“爱猫家庭”。吴
王桂荃是四川广元人，又名来喜，出生于1886年。王桂荃的童年非常悲惨，尚未尽情享受童年的幸福与欢乐，悲剧就不断向她袭来。先是母亲早逝，继母借口她命硬，是父母的克星，经常虐待她，动不动就不给饭吃，还拳打脚踢。四岁时，父亲又不幸抱病而亡，继母进城办丧事，账房先生乘机把家产席卷一空，还将她卖给了人贩子。从此以后，年幼的她先后被转卖了四次，其间所受的折磨与痛苦更是令人难以想象。后来，她被卖到了李蕙仙的娘家，转机发生了。1894年，李夫人回家探亲，见她年龄虽小，但聪明伶俐又勤快，便把她带到梁家作贴身丫鬟，并取名桂荃。从此年幼的王桂荃走进了梁家，这一进，就是七十年，直至1968年病逝于北京。
梁家虽不乏近代民主意识，但传统伦理观念仍很深厚，尤其是李夫人，而梁启超又十分尊重与挚爱这位和梁家生死与共的结发夫人，对于李夫人能否接受王桂荃和自己结婚这一事实，他感到忐忑不安，曾一度将王桂荃接至上海，并在那里生下了一个男孩，取名梁思永。然而后来事实却出乎梁启超意料，当李夫人知道这一切时，尽管很震惊，但很快就平静地接受了这一现实。其一，作为结发妻子，她是深爱并了解梁启超的，知道他需要有人悉心照顾，而自己要管家教子，实在是力不从心；其二，梁家将振兴家族的希望完全寄予梁启超，在梁启超已成家立业，并名扬海内外之际，对于一位男性继承人的迫切需要也日益表现出来，而自己在1893年生下长女思顺后，
王夫人出身贫苦，没有机会读书识字，但她聪明、好学，接受新事物很快，尤其是和梁启超一起流亡日本后，接触到了日本现代文明，大大开拓了眼界，成为全家第一个学会日常日语的人，能讲一口流利的东京话。她不识字，后来干脆等孩子长大一些时，和他们一起学习认字，很快，“她学会了读书，并且读得富有表情。她不仅精通看护和家务管理，而且学会了游泳、滑旱冰、滚铁环、编织、勾花边，会打桥牌、麻将，还学会了针灸”。[9]
当年二舅思成学建筑，三舅思永学考古，四舅思忠学军事。她曾经非常风趣又得意地对别人说：‘我这几个儿子真有趣，思成盖房子，思忠炸房子，房子垮了埋在地里，思永又去挖房子。’”[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梁家子女无一例外受到冲击，已经八十高龄的王桂荃也未能逃脱此劫。她被戴上了“保皇党梁启超的老婆”这顶“高帽”，家产被抄，房屋被占，被赶到一间阴冷潮湿的小屋居住，每天还要作为劳改队队员上街劳动，而此时，她已患晚期肠癌。在战火连天、朝不保夕的战争年代都挺过来的王夫人，这回却垮了，精神和肉体的折磨使她再也无法站起来。此时此刻，她是多么想念自己的儿孙们。然而，命运已使他们再也无法相见。怀着对亲人无限的爱，怀着对昔日家庭幸福生活的无限眷恋，也怀着莫名的困惑与痛苦，王夫人于1968年离开了人世。社会造成了她悲惨的童年，又导致了凄凉的晚年。她又是幸福的，因为，作为一个平凡的女性，她的大半生都是在爱与被爱之中度过的。
数日后，梁将照片赐何蕙珍，何亦回赠亲手织绣的两把精美的小扇。梁启超不仅感慨：“见其事、闻其言，觉得心中时时刻刻有此人，不知何故也。”[13]
宴毕，何蕙珍又深情地表示：“先生他日维新成功后，莫忘我，但有创办女学堂之事，以一电召我，我必来。我之心惟有先生！”两人握手珍重而别。回公寓后，梁启超激动的心情再也无法平静下来，自称“归寓后，愈益思念蕙珍，由敬重之心，生出爱恋之念来，几乎不能自持。明知待大家闺秀，不应起如是念头，然不能制也。酒阑人散，终夕不能成寐，心头小鹿，忽上忽落，自顾生平二十八年，未有如此可笑之事者。”[14]
上学之余，“双涛园”后面的山林就成了孩子们真正的“天堂”。樱花烂漫的时节，大人们登山赏花，孩子们则前后奔跑，嬉戏不息，都要玩“疯”了。有时，孩子们会跟着父母，带着小炉子和酱油等佐料，在松林中，踩着厚厚的松叶，四处寻找鲜鲜的松蘑，边烤边吃。风景之美，松蘑之香，气氛之和谐，以至于已长大成人的“双涛园群童”每每想起，都会留恋不已。
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
梁思忠问道：“为什么一个爱国的政治家要在一个通商口岸的外国租界里安家并造起书房和图书室？”显然，梁启超没有想到儿子会提出这么敏感的问题。但梁很认真地对待儿子的疑问，他非常平和地对儿子解释道：“别把私人的事情同国际事务搅在一起。除了我的家庭以外。我眼前主要关心的是我的图书室。我需要我的书，我必须使它们保持能用的状态。比起放在可能被某些愤怒的学生不明智地放火烧掉的易燃的宫殿来，放在附近港口城市的外国租界里可能更安全些。而要使用这些书，我必须时时住在它们的旁边。”[
在梁启超看来，爱国绝不是单纯的空喊口号和自我标榜，爱国的行动可以而且应该包括各个方面，既有政治救国，军事救国，也应该有科学救国，学术救国等。不能为了标榜爱国而与一切“洋”事物都划清界限；也不能为了表明爱国，都去当兵或参与政治斗争，毕竟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基于此种认识，尽管在政治上屡遭挫折，但梁启超的爱国热情始终未减，而且愈发坚定了自己学术救国的信念，直至生命最后一息。
1925年4月17日，他在写给远在加拿大的女儿们的信中将自己的情绪毫无遮拦地表达出来，他这样写道：“宝贝思顺、小宝贝庄庄：你们走后，我很寂寞。当晚带着忠忠听一次歌剧，第二日整整睡了十三个钟头起来，还是无聊无赖……庄庄这几个月来天天挨着我，一旦远行，我心里着实有点难过。但为你成就学业起见，不能不忍耐这几年。庄庄跟着你姊姊，我是十二分放心了；但我十五日早晨吩咐你那几段话，你要常常记在心里，等到再见我时，把实行这话的成绩交还我，我便欢喜无量了。”[
“思成梁启超”
当年，同在美国留学的梁思永为此专门做对联一副：“林小姐千妆万扮始出来；梁公子一等再等终成配。”
我主张你们在坎京（旧译，指加拿大）行礼，你们意思如何？我想没有比这样再好的了。你们在美国两个小孩子自己实张罗不来，且总觉太草率，有姊姊代你们请些客，还在中国官署内行谒祖礼（婚礼还是在教堂内好），才庄严像个体统。 婚礼只要庄严不要侈靡，衣服首饰之类，只要相当过得去便够，一切都等回家再行补办，宁可从中节省点钱作旅行费。”[28]
在大学生时代，他们性格上的差异就在工作作风上表现出来。满脑子创造性的徽因常常先画出一张草图或建筑图样。随着工作的进展，就会提出并采纳各种修正或改进的建议，它们自己又由于更好的意见的提出而被丢弃。当交图的最后限期快到的时候，就是在画图板前加班加点拼命赶工，也交不上所要求的齐齐整整的设计图定稿了。这时候思成就参加进来，以他那准确和漂亮的绘图功夫，把那乱七八糟的草图变成一张清楚整齐能够交卷的作品。他们的这种合作，每个人都向建筑事业贡献出他的（或她的）特殊天赋，在他们今后共同的专业生涯中一直坚持着。”[
面对重病中的妻子，梁思成心如刀绞，但环境的恶劣、条件的简陋，丝毫没有令他畏缩，这位从未接受过医学训练的建筑学家开始学习打针，为了自己的妻子，天大的困难也要克服。爱能战胜一切，梁思成不仅学会了肌肉注射，而且学会了难度很大的静脉注射，成为林徽因最好的“护士”。
思成，有成；也难成
- 很遗憾，他们的建议并未引起中央领导的足够重视。新中国的领导们对北京实现工业化的决心是不容许丝毫动摇的。彭真的一句话最具代表性，他告诉梁思成：毛主席希望北京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大城市，并希望从天安门上望去，下面是一片烟囱。
群星闪烁——渐为平常百姓家
在子女教育的问题上，一个重要的误区就是父母企图按照自己的人生理念和价值判断去改造子女，像制造产品一样重新创造自我，也就是说，是改造子女而不是引导子女。
他在家信中说：“我以为一个人什么病都可以医，唯有‘悲观病’最不可医，悲观是腐蚀人心的最大毒菌。”[4]而悲观的产生往往是源于过高估计自己，目标过高而达不到，于是常常悲观失望。
我生平最服膺曾文正两句话：‘莫问收获，但问耕耘。’将来成就如何，现在想他则甚？着急他则甚？一面不可骄盈自慢，一面又不可怯懦自馁，尽自己能力做去，做到那里是那里，如此则可以无入而不自得，